中国摇滚，猝不及防的遭遇

　　编者按

　　一档大众综艺节目《乐队的夏天》彻底颠覆了中国独立音乐的全部语境。滋生于物质与精神双重贫瘠的年代，从10元三张的塑料垃圾里吸取全部营养的地下音乐人，在“乐夏”的舞台上给几乎没见过磁带或者CD的90后、00后看到的，是他们几十年用无望和挣扎堆积起来的财富。然而，在乐评人孙孟晋眼里，这时代猝不及防的真相，是你经常一不小心，就被锁进一种不自由的套子里。

　　做一样事，认真坚持十年、二十年，除非特别没有才华，总会熬出头的，现在中国大多数独立音乐人都是这样。然而，世界万物总有它的衰败期，情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。

　　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在资本决定了大半个地球的时代，人的脆弱与薄情，又往往把某些古老的尊严弃之敝屣。谁都想在这个随时都有可能被遗弃的时代留有一席之地，有的一夜爆红，有的一落千丈，这都是天意。但大家太认同一种俗世的成功，自设人设，降低行业标准，当然也是必然的事情。

中国几代摇滚人，恐怕都低估了人性的复杂，低估了每个时代都要付出的代价。

　　现在给“老音乐人”埋单的，大都是年轻的一代，90后，甚至00后。这种隔层的关系，来得太突然，也来得格外令人欣喜。这是一代美好的一代，他们不需要启蒙，他们自己启蒙自己。现在听摇滚现场的，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，当年那些忠实的粉丝都在为生存打拼，他们只有怀旧的自觉。

　　人，总是缺什么补什么的。摇滚与独立音乐，对于最早的那代中国乐手来说，认识到和西方乐手的差距，他们大多很轴地炫耀的也就是技术这些东西。浸染“打口文化”（指在信息闭塞时期，外国唱片以废塑料大量进入而影响音乐的普及和审美）营养的新一代，他们不仅拓宽了表达，也纷纷消化了吸取的对象。他们中最出色的这批基本都不出生在生活优越的家庭，贫瘠的世界给予他们早熟和敏感。这种财富是由无望和挣扎堆积起来的，并且很快加入反抗的阵列。所谓反抗，最后发现反抗的是自己设置的陷阱，因为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需要足够多的世故和套路。

　　很难说，摇滚在当年是态度多，还是青春的荷尔蒙多，2000年前后，是这批当下仍然很活跃的音乐人的成长期，我曾经在树村、霍营的北京地下音乐村住过，后来生活富裕点了，很多人到大理去了。那时，我分别住过高虎和朱小龙家，高虎处在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”时期，他租的房子很小，一切都像处在孕育期，他和痛苦的信仰乐队的胚胎是说唱金属，墙上贴满的倒是披头士和猫王的海报。我说，你要知道约翰·列农（John Lennon）在比你小的时候，床边贴的是猫王和毕姬·巴铎（Brigitte Bardot）的海报。

　　那晚，我说了一堆摇滚轶事。生活是玩笑，要到很后来才知道，这些最多是青春的摆设与误区，不如夹杂着苦涩和幸福的微风来得更直接，高虎的墙上没有贴美女的照片，我明白他还是成长期的男孩，有一天他会上别的船，并义无反顾与那个岸道别。朱小龙是很直的男人，当年舌头乐队里的硬朗有一部分和他有关，他是一个能让爱情在高原存放的男人，他的内心世界里有一种厌恶虚伪的天性，并要随时划清界限。他是当时地下音乐圈最让我感受温暖的人。

　　人性里有灰色地带，人生，就是穿过灰色走向不同的岔路口。包括老了，成为年轻时反抗的那个人。舌头乐队是这一时期顶天立地的乐队，但他们保持贲张的现场的周期并不是很长，随后就是时代无情的翻篇。“舌头”的灵魂吴吞以前随身带个小簿子，记录他的灵感，他血液里是摇滚分子，有一天，也孤独得弯下了腰在民谣的天地里徘徊，他会暴露那种修正，因为他注定是一个“杀手”。他也是这代摇滚人中最好的诗人之一。“舌头”以前的专辑都被海外混音师混错了，他们像一块被颠覆了出生的化石。今年，新“舌头”的唱片《怎么能够说我爱你》是吴吞当下状态的真实反映，偏暗黑民谣风格，讨论了这个世界的欲望和逐渐老去的孤独。这种对比是真诚的。

　　舌头乐队从顶天立地的摇滚乐队，

　　逐渐转向暗黑民谣风格

　　我不反对娱乐节目，尽管它有先天的套路。它肯定不是唯一的，但这也是当下中国独立音乐在大众和小众之间的桥梁。“乐夏”难免收拢了一大帮早就成功甚至老去的乐队，在欧美有偶像唱歌大赛，但绝对没有把“北极猴”（Arctic Monkeys）和“电台司令”（Radiohead）统统请去的比赛。因为，他们的音乐多元性的生存土壤足以让他们收获商业的价值。

　　我很欣赏“五条人”在“乐夏”的表现，他们的“出圈”，并不是来自讨好，恰恰是一种恶搞的态度。仁科真的像大张伟吗？“五条人”掌握了迪伦式的恶搞技巧，对于媒体和公众，鲍勃·迪伦一直闪烁其词，他不会在浅薄与曲解的死胡同里寻找生路。或者，那句名言更准确：“幽默是无聊透顶后的优雅表现”。

　　“五条人”出道相对要晚，他们早期的几张专辑《县城记》、《一些风景》和《广东姑娘》达到的成就，也只有一个被渐渐遗忘的名字——胡吗个的专辑能殊途同归。“五条人”的南方市井气里的忧伤，一旦混杂了滑稽与朴素的对立，那种神经质的出格就是底层世界里的“挑衅”。他们的歌词也出众，尤其海陆丰地区的语言魅力，在华语音乐里，唯有林生祥才能制造这种韵味。现在的“五条人”现场越来越有随性的无厘头，这点和“顶楼的马戏团”不谋而合。

　　失败有伤害，成功也有伤害。“受困”的人群在某个角落呆久了，一旦气球升空，还是需要悄悄降落的。其实，“五条人”并不怪诞，如果你真的进入他们的生活，就知道这是他们的常态。他们把生活的荒诞尽情地调侃了。

　　这个时代的残酷，是经常一不小心就被锁进一种不自由的套子里。迪伦真正的厉害不是他早年的反叛文化代言人角色，而是他始终保持一种警惕。他也从来不会对着资本大献殷勤，那种傲骨是天生的。我经常看到有些年轻小乐队面对摩登天空老板沈黎晖，像见到了爹一样，亲爱的小朋友，只有你有价值了，你才会被尊重。

　　茂涛他们曾经是卖打口唱片的，左小祖咒也是。这几代音乐人很好地自我进行了音乐审美的补课，今天看到各种知名人士一个个开始讲爵士，这都是一堂自我“进化”课，不管是不是装的。我和左小祖咒早在1992年就认识了，我给他取了一个不太吉利的艺名——诅咒，大概他发现诸事不顺，后来，把“诅”字改成了“祖”字。他现在经常会说：一身“鸡贼”的本性随时发光。他有插科打诨的能力，他的渴望成功是一部人间山海经，他和自己较劲也是难寻其右的，这一切源于他过早地洞察世界。人类历史，很多时候是一部虚妄的历史。他早期的几张专辑是中国摇滚史的重要篇章，他也是这代人里面恶搞的祖师爷，最后真假难辨。他也是最早把唱片卖到天价的人，他毫不忌讳收割的勤快。

　　左小祖咒有插科打诨的能力，

　　他的渴望成功是一部人间山海经。

　　摄影：陈旭人人

　　左小是我平时听得最多的摇滚音乐人，经常听的是《大事》、《美国》和《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》这几张，这里面有生的裂痕和悲哀，他的复杂性是我喜欢的地方，轻而易举就把各种人间真理和歪理组成很有质感的诗句。这是一部沧桑史。左小居然出了近40张录音室专辑，大家都跟不上这种节奏了，也跟不上他“表演性”的变调了。

　　人，会各自走到面目全非？不管是黑的，还是白的，最初的情谊总是红的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这批人中有很多天生的音乐人，如小河，如马木尔，还有宋雨喆。小河自从信佛了，像变了一个人，他经常把倾听当作一种布道，我非常喜欢他的率性，和与时间一起流逝的自由。“寻谣计划”其实是有个前提的，民间存活的东西一旦消亡，还有找回的意义吗？他可能更想唤起我们孩提时的纯真。但一次次在干枯的河道里，围在老人边上起舞，不是一种新的惯性，新的套子吗？小河的才华远高于重复做这些事。

　　小河的“寻谣计划”

　　对于周云蓬对世事的体察，我一直很敬佩，从而对他进入古诗词的天地无法适应。他是中国少有的具有伍迪·格瑟瑞尔（Woody Guthrie）气质的人，他是一个诗人，他的诗歌领域里有体味平常百姓的敏感，这种叙事体也是一种出色的寓言体。

　　万晓利，有一阵觉得他被裹挟得很远，近日在他的《北方的北方》纪念音乐会上，感受到了挡在他和我们之间厚厚的高墙的孤独，那是一道亮光，走在西伯利亚的雪地里。

　　张玮玮的爱好很文艺，有皮亚佐拉的境界，他的音乐性好到可以和各种领域的音乐人合作。所以，和质朴的“野孩子”不在一个维度里。我对拉手风琴的人会有一种天然的停留，偷偷识别一下，他是黑夜的街角的，还是安哲罗普罗斯的神话风景里的。

　　顶楼的马戏团是我内心一直最靠近的上海乐队，他们的音乐不就是我们的写照吗？在这样一个其实很难感受到野性而过于精致的城市里，几分扭曲，几分迁就，陆晨和梅二身上的小市民气质和摇滚精神一直格格不入，我说小市民一点也没有贬义，它是我们生活的大部分，既然你不选择虚伪，那就把自嘲与荒谬加倍混淆。

　　我本想提及更多的音乐人，尤其前卫领域的。这些年，接触了各种艺术领域，我知道它们本质上是相通的，当你在善意的世界里前行，愈发体察你自身的变化。人生，就是不断地在走向目标时，主动和被动地停下来。

　　乐队，和人的关系一样，分分合合，毫无必要永恒，或者大合唱。